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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知识
朱熹的保密观
2019-04-03 03:49:04


“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,皆是谨重周密,乃能有成。”

南宋朱熹(1130—1200年),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,被誉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,其“致广大,尽精微,综罗百代”,受到世界范围的重视和研究。朱熹并未专门探讨过保密,仅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,顺带涉及,但内容精彩,对认识、理解中国保密史颇有价值。

首先,朱熹是赞成保密的。在朱熹看来,保密是一种美德,也是事业成功、家庭幸福的重要保障。他在与门人的谈话中说:“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,皆是谨重周密,乃能有成。如吴汉朱然终日钦敬,常如对阵。须学这样底,方可。如刘琨恃才傲物,骄恣奢侈,卒至父母妻子皆为人所屠。今人率以才自负,自待以英雄,以至恃气傲物,不能谨严。以此临事,卒至于败而已。要做大功名底人,越要谨密,未闻粗鲁阔略而能有成者。”这里强调做人要低调、敬业、严谨、谨慎,和保密的价值倾向与要求一致,只是没有说出“保密”这个词。

从朱熹自身做人上也可以获得印证。据李性传《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》记载:“先生(朱熹)又有别录十卷,所谭者炎、兴以来大事,为其多省中语,未敢传,而卯火亡之,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。”这里说的不敢公开“省中语”的内容,主要就是保密的考虑,和沈括撰写《梦溪笔谈》时的谨慎如出一辙。朱熹有这样的认识,可能与他50岁时的一件公案有关。当时朱熹正在知南康军任上,曾用札子请求减免星子县的税钱,因不符合有关公文和保密规定(地方涉密事务方可用札子),遭言官弹劾,朱熹后来也上奏自劾。这件事对朱熹多少有些影响。

朱熹赞成保密,还表现在他对权谋的态度上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是当时的一部大书,受到广泛赞誉。但朱熹在与弟子谈话中认为:“温公(司马光)不喜权谋,至修书时颇删之,奈当时有此事何?只得与他存在。若每处删去数行,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,如何存之,却别做论说以断之?”这段话主要批评《资治通鉴》的编纂体例不当,认为修史不应以自己的价值评判为标准,刻意删减史事,而应把史事和自己的意见分开,修史当据事直书,评论可随己意。但也可以看出,朱熹对权谋并不反感,甚至还是肯定的,而权谋包括保密。联系朱熹在另外一处说的:“温公忠直,而于事不甚通晓。”又泛论说,“会做事底人,必先度事势,有必可做之理,方去做。”“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,然势不到他做,亦做不得。”可见朱熹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比较实际,看法也较通达,在理论上应该不会漠视或者反感保密这样有助于成事的权谋,只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。

在对一些具体史事的评述中,似可印证朱熹的这一主张。比如朱熹在批评北宋联金灭辽政策时,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。当时的高丽王多次请求宋徽宗派遣御医前去帮忙看病。但两名老御医过去后,高丽王不问医药,每日只问“禁中事”。过了一段时间礼送二人回国,高丽王才说出真实意图,原来他不赞成北宋当时的联金灭辽政策,希望通过御医向宋帝转呈此意,还提供女真军事机密(如拐子马之类),但遣医的决定明显不智,“徽宗闻之,滋不乐,其惧其语泄”。两名老御医也被毒死。高丽王与徽宗在保密意识上的差距,也是二者在政治上高下的反映。朱熹就对高丽王的政治才能予以好评,“高丽与女真相接,不被女真所灭,多是有其术以制之”。所谓“术”,指的应是权谋、策略。元代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》中也记载了这一件事,称赞高丽王“求医而献忠谋”,并从两国关系角度予以肯定。

要注意的是,朱熹对保密持正面态度,但和韩非子等人是有本质差别的。这突出表现为朱熹反对君尊臣卑。弟子问:“自秦始皇变法之后,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,何也?”他回答:“秦之法,尽是尊君卑臣之事,所以后世不肯变。”在解说《论语》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”时指出,这句话“亦有警君之意,亦不专主人臣而言也”“自人臣言,固是不可不忠。但人君亦岂可不使臣以礼!若只以为臣下当忠,而不及人主,则无道之君闻之,将谓人臣自是当忠,我虽无礼亦得。如此,则在上者得肆其无礼”。这些话鲜明表达朱熹反对君权独大的立场,和韩非子一味尊君抑臣明显不同,由此推断,朱熹不赞成韩非子过分强调保密之术、维护君权的观点。

就实质来说,朱熹和司马光立场比较接近,即认为保密重要,但要符合道德原则,反对在政治上耍阴谋、玩权术。比如批评当时臣僚以皇帝意志为尊的官场风气,“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,皆先探上意如何,方进文字”。揭露宰相蔡京“作事都作两下”的两面派作风,在夺取燕州的决策中,蔡京不主作战,但却派自己的儿子参军。其用意是“取燕有功,则其子在;无功,则渠不曾主”。蔡京出于同一目的,让另一个儿子蔡条上书批评自己的不是。在君主专制下,臣民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,一人有罪株连九族是常态,臣下为避祸自保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性做法,但像蔡京这样首鼠两端的做法是为所有人鄙视的。朱熹不过表达了士大夫的共同立场。

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认为,朱熹的学说比较谨慎,也就对当地方官、做绅士有用。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以朱熹对辛弃疾的评论为例,认为朱熹论人过于看重身心修养,不重实际。就保密问题看,章太炎、邓广铭两位前辈的观点似嫌武断。在南宋历史上,朱熹主要以学者身份出现,在仕途上颇不如意,登第50年,只做过9任地方官,在中央只做了1个多月的闲散官(所谓立朝四十日),但从他多次拒绝和辞去一些职务任命看,绝非政治素人,而有着比较敏锐的政治判断力。南宋史学家李心传也认为朱熹“非素隐者也,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”。短促坎坷的政治生涯并未妨碍朱熹对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。以朱熹后来备受尊崇的地位,他对保密的正面态度,对广大士大夫的保密观以及明清保密政策应该皆有影响,不过更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挖掘。

(原载于《保密工作》2019年第1期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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