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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知识
中国古代保密理论的发展(上)
2018-12-19 09:33:03

先秦时期至秦汉:形成与发展期

 

保密理论,在情报学上可谓之反情报,和军事、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,其形成和发展,与各个时期的军政斗争密切相连。故此,中国古代的保密理论,与情报思想及兵学思想的发展非常合拍。先秦时期,兵学和情报理论处于高速发展期,保密理论也是如此。进入汉唐时期,兵学和情报理论长期停滞不前,保密理论同样没有规模发展。宋代重振兵学,古典兵学和情报理论迎来了复苏,保密理论也于此时全面复苏,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。据此,中国古代保密理论和反情报思想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高峰期:其一在先秦时期,其二在宋明时期,这两个时期的保密理论都精彩纷呈,各具特色,后一个时期也可视为对前一个时期的深化和再发展。

中国古代,为配合皇权政治和“大一统”需要,保密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,保密理论也不断得到健全和发展,到了先秦时期,已经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。此后,随着秦汉帝国的瓦解,保密理论长期处于凝固状态,进入长期休眠期。这种现象一直到了宋明时期才得到改观,保密理论在宋明时期获得新的发展和重建,进入全面复苏时期。


1

 

较早提及保密的是《孙子兵法》,提出对于间谍行动的组织领导,首要的是“密”,也就是 “保密”的要求。在孙武看来,一切间谍行动都必须处于高度机密状态,各种军事行动中以间谍行动对保密的要求最高,故此孙武才会说“事莫密于间”,将保密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。孙武曾就如何调动敌人提出了自己的办法:“示形”或“形人”,与之相关的则是“我方的无形”,即保密,加在一起就是“形人而我无形”。所谓“无形”实则是孙武就情报保密所提出的最基本原则。

 

2

 

先秦典籍《鬼谷子》也对保密理论有所探讨,在《抵巇》中,作者指出:

物有自然,事有合离;有近而不可见,远而可知。近而不见者,不察其辞也;远而可知者,反往以验来也。

在这里,作者将认识事物与距离远近划清界限,这是非常辩证和唯物的。距离很近却看不见,是由于习而不察;距离很远,却能非常清楚,是因为注意进行认真体察,掌握了事情的规律。所谓“物有自然,事有合离”,掌握规律和事物变化的奥秘,即便是距离自己很远,也可以清楚地了解,反之,即便近在咫尺,也会非常陌生。这一点在情报学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很显然,情报人员不能因为距离远、困难大而放弃情报收集工作。事实上,我们经常会因为疏忽大意或其他原因,而对身边的事物失察,以致酿成大祸。尤其就防奸保密来说,更是往往由于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一些人和事缺少洞察——所谓“不察其辞”,才导致“灯下黑”的情况发生,进而酿成泄密事件。

 

3

 

就情报保密而言,《吕氏春秋》提出了“重言”和“慎言”的主张。在《审应览·重言》中,作者指出:“人主之言,不可不慎。”“重言”的意思,就是“慎重言说”,放在今天就是“不该说的不说”。作者就“重言”举出了两个例证,都非常新颖,发人深省。

其一是东郭牙窃密事件。齐桓公和管仲密谋攻打莒国,计划尚未宣布,消息却扩散开来。经调查,原来是宫中的仆役东郭牙散布出来的。但东郭牙并没有窃听桓公和管仲的谈话,而是凭眼睛远远“看出”谈话内容。他说,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情,那天我望见国君和管仲在高台上,一脸怒容,手足奋动,这是要打仗的表情。桓公嘴巴张着,是“莒”的口形。手臂抬着,正好指向莒国那边。私下分析,现在诸侯中不听从齐国的,不正是莒国吗?所以把自己的分析结果说了出去,造成了泄密。

对于这起泄露核心机密的事件,《重言》认为:

凡耳之闻,以声也。今不闻其声,而以其容与臂,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。桓公、管仲虽善匿,弗能隐矣。故圣人听于无声,视于无形。

“听于无声,视于无形”,这是“听”和“视”的最高境界。这启示我们,反情报也要相应地提升境界,否则就会给诸如东郭牙之徒以可乘之机。

其二载于《审应览·精谕》,说的仍是齐国。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,因为卫国迟到,事后桓公便在朝廷上与管仲商量攻打卫国。待到退朝进入后宫时,夫人卫姬连忙跪下来,替卫国请罪。桓公说:“无缘无故的,你请什么罪?”卫姬说:“你进来时,足高气强,说明有对外用兵之心。当你看见我的时候,脸色突然一动,可见要打的是我娘家卫国。”第二天桓公上朝,见了管仲,向他拜了一拜,管仲便说:“你放弃攻打卫国的主张了吗?”桓公说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管仲说:“君之揖朝也恭,而言也徐,见臣而有惭色,臣是以知之。”对此,《精谕》评论道:

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,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,夫人乃以行步气志,桓公虽不言,若暗夜而烛燎也。

保密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,但上述历史事件所揭示的情形却别开生面,颇有教育意义,时至今日,仍不失为安全保密教育的生动材料。这些案例及评论,拓宽了泄密的可能性和窃密的手段,同时也深化了“重言”的内涵,给反情报注入了新的内容。明末清初,揭暄在《兵经·秘》中写道:“谋成于密,败于泄。三军之事,莫重于秘。一人之事,不泄于二人;明日之事,不泄于今日。细而推之,慎不间发……”这段话可以看作《吕氏春秋》反情报思想的注脚。

“听于无声,视于无形”,并不是神秘主义,东郭牙获取重大军事秘密的方法,其核心是“唇语判读”,重要的辅助则是对形体语言、环境,特别是人物思想和事件背景的分析。仅从这个角度而言,《吕氏春秋》两千年前就对相关理论有所涉及,非常具有先见之明,可算作今天“唇读间谍”的鼻祖。反过来说,既然有这样的技术手段,如何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,便也顺理成章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。

《尉缭子》认为,审察内外之权,目的在于考察国家的强弱情况,掌握虚弱之处,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:

下达上通,至聪之听也。知国有无之数,用其仂也。知彼弱者,强之体也。知彼动者,静之决也。

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,作者强调关注己情,一方面是弥补虚弱之处,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防奸保密的考虑,目的是使“游说间谍无自入”,这集中体现了《尉缭子》的反情报思想。把己方弱点掩盖起来,起码可以避免对手以实击虚,给己方带来灾难性打击,重点着眼于国家和军队的安全角度。

《六韬》注重运用“阴符”和“阴书”,加强情报传递的保密工作,主张“言三人,人操一分,相参而不知其情也”。所谓“相参”,可能是一种错简的方法。古代的书信是用竹简写成的,假设一编阴书计有九枚竹简,至少可有两种三分法。一种是第一、二、三枚为一份,第四、五、六枚为一份,余为一份,分别由三人传送。另一种是九枚竹简参互交错,以第一、四、七枚为一份,第二、五、八枚为一份,余为一份,分别由三人传送。显然,后一种方法(错简)更有利于保密。这种错简的三分法或许更符合“相参而不知情”的原意。为了确保安全保密,《六韬》还对传递情报的信使规定了严格纪律:传达兵符的信使不得随意停留。如果符事泄露出去,“闻者告者皆诛之”。这一条纪律与《孙子》相关纪律要求完全一样。总之,在《六韬》看来,阴符阴书是用来“阴通言语”,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秘闻的谍报术。

进入汉代,保密仍然受到高度关注。比如《淮南子》就非常重视反情报,要求将帅必须做好保密工作,进而提出“藏形”的观念:“是故圣人藏于无原,故其情不可得而观;运于无形,故其陈不可得而经。”在作者看来,“藏形”是分境界高下的。如果能达到最高境界,就可以实现“虽有明目,孰能窥其情”的理想效果,从而“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,知吾所举,而不知吾所集”,充分掌握战争主动权。

《三略》作者同样是借引用《军谶》“将谋欲密”一语,论述了保密思想。作者指出:“将谋密,则奸心闭。”《三略》作者进而从反面进行论证:“将谋泄,则军无势;外窥内,则祸不制。”就是说,将帅的谋划之术如果被敌人窃取和知晓,军队就会失去有利态势;敌人如果窥探到我军内情,祸患也就因此而生,无法制止。这种高度重视情报保密的思想,是《三略》情报思想的亮点之一。

军事家曹操非常重视保密。比如,在注释《谋攻篇》时,曹操强调“将周密,谋不泄也”,把将帅与情报保密工作直接联系起来,看到了将帅在情报保密工作中的独特作用。在注释《虚实篇》时,曹操再次强调“情不泄”。曹操认为,如果做好了情报保密工作,就可以施展手段调动敌人:“形藏敌疑,则分离其众以备我也。”反之,如果没有做好保密工作,造成泄密事件发生,那么战争结果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,这就是“形露必败”。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稿件来源:中国保密在线,作者熊剑平)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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